新建地方高校转型为职业院校不但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一般认为，以工科为主的高校，具备率先“转职”的优越条件。其实，新建地方师范院校也应走在“转职”的前列，成为职业教育高水平师资的重要孵化基地。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下列三大原因：

　　一是新建地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供过于求。多年来，在全国各级各类高校中，新建地方高校的就业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特别是2012年，更是在所有类型高校中垫底，其中师范院校的就业率更低。

　　原因是由于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大量青壮年农民携子女入城务工，导致原有的农村生源严重不足。农村学校不得不进行撤并，对教师需求锐减。另外，若干年前，许多边远地区农村为了填补师资匮乏的空白，曾招收数量不菲的民办教师应急，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摸索，不少人已经牢牢地站稳讲台，并成功转型为公办教师。然而，这些年来，新建地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却与日俱增，这些“萝卜”既不能进入业已“坑”满的农村学校，更无力在城市与名校的师范生竞争，只能被迫改行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非师范工作。

　　正是由于“出口”最难，其“进口”同样面临淤塞的窘境。在同层次高校中，以工科或其他方面见长的高校，受欢迎程度远胜于师范院校，它们能够超过最低分数线招录。后者则不得不连年降分招录和补录，而且报到率持续走低。连年的招生与就业双重低迷让这类高校举步维艰、尴尬不已。所以，及早“转职”可以逐步消除这一劣势，达到“进口顺”、“出口畅”的理想效果。

　　二是职业教育的师资供不应求。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中国当下和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然而，长期处于“末等教育”状态下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差距巨大，尤其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正在掣肘其健康发展。目前，除了极个别技术师范大学为职业教育培养少量师资外，我国各类师范大学基本上与普通教育对接，呈现出严重不对称、非守衡状态。职业教育的师资短板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自身教育教学质量。虽然近年来高职和中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屡创新高，可是其就业质量与高就业率并不成正比或正相关，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便是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职业教育解决师资的重要途径通常是从企业聘请技术人员或派教师去企业进修提高，两者的优点和缺陷都同样突出。企业技术人员擅长操作，却缺乏扎实的理论功底，他们最大的优点是“知其然”，最大的缺点则“不知其所以然”。而教师去企业进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因此，他们教给学生同样是机械式、低水平的“是什么”，而缺少更高层次的“为什么”。相反，如果新建地方师范院校成功转型为应用技术师范大学，教师本身既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能具备丰富的产业经验和工程实践，属于典型的双能、双师型“高级教练”，将会有效缓解职业教育中“为什么”的困惑。

　　三是新建地方师范院校及早“转职”将在未来职业教育领域大显身手。“转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相当艰难和漫长的脱胎换骨过程。它需要全校上下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行动转变，需要承受来自世俗和其他高校的各种压力。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如果及早“转职”，必将能够率先占领急需大量优秀师资的职业教育高地，并不断在新领域取得新成就。同样重要的是，“转职”能够更好地彰显大学的四大功能——培养更多国家急需的高技能师资人才，更好地将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有机地结合，更加高效地服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地方主导产业发展的需要，更加有利于传承与创新中华职业教育文化。

　　总而言之，新建地方师范院校“转职”是大势所趋。晚转不如早转，被迫转不如主动转。观望等待、裹足不前都将违逆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潮流。一旦个别顶尖师范大学率先迈出“转职”的步伐，将会迅速引发“头羊效应”，形成“转职”的巨大磁场。届时，自己只得“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继普通教育的失意者之后，再次成为职业教育的落伍者。 （胡解旺 作者系广东嘉应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转自《中国教育报》2014年11月3日第6版